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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故事:打马球歌

2019-09-07 13:55:02 来源:永利集团-永利皇宫网址-永利国际官网 浏览次数 38

  这两首关于打马球是非得失的赠答诗发生在韩愈和张封建之间。

  韩愈(768-824)中唐时代人,我国最著名的古文家和诗人之一。他与柳宗元是共同倡导中国唐代古文运动,合称“韩柳”。苏轼非常崇拜他,称赞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韩愈是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郡望昌黎郡(今河北省昌黎县),自称昌黎韩愈,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卒谥文,世称韩文公。三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七岁读书,十三岁能文,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直到德宗贞元八年(792)才得以登第,时年24岁。嗣后应吏部博学宏词试,又三次遭到失败。只得到地方节度使幕府谋生。贞元十二年,时去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时年二十九岁,两年后得以任观察推官这一小官。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病故,宣武军兵乱,韩愈又去徐州刺史张封建幕府任职,仍担任观察推官。第二年夏天离开徐州,任职只有一年多时间。这首《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即写于徐州观察推官任上。

  张封建,兖州人,字本立,年轻时善著文,好议论,为人慷慨,不甘居于人下,以建树功名为自己的目标。曾任观察使韦之晋、滑亳节度使令狐彰、转运使刘晏的幕僚或下级官吏,皆不多日而去。后临危受命任寿州刺史,周围皆是藩镇是虎狼之师,张封建杀伐果断,旬日间既立稳脚跟,几年间徐州、泗州、濠州尽归其所有。朝廷嘉奖,贞元四年(788)任命张建封为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节度使、支度营田观察使。张建封从贞元四年镇守徐州,前后长达十余年。贞元十二年,他加检校右仆射,故诗题称他“张仆射”。据《书本传,张建封治徐,能依据法律行事,不随意枉法宽免。在彭城十年,军镇和州府均治理有方。韩愈即是贞元十五年,慕名投入幕下。此人私情亦是如此,据宋人曾慥《类说》卷二十九和宋人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卷下记载:徐州名妓关盼盼善歌舞,张建封筑燕子楼纳之。白居易经过徐州时,张建封接待宴饮,关盼盼曾作陪。白惊其美艳和善歌舞,曾作有名的《燕子楼诗》相赠。诗中曰“醉娇无气力,风袅牡丹花”。贞元十六年(800),张建封患病去世,时年六十六。盼盼誓不他適,多以诗代问答,集诗近三百首,名《燕子楼集》。但为人意气粗豪,喜爱射猎、击毬等游戏。韩愈这首《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和书信《上张仆射第二书(谏击逑书)》来讽谏。

  马球是一种盛行于唐代宫廷、上层和军中的一项游戏活动。唐代的诗文、壁画、陶俑、铜镜中都有大量关于马球的记载和描绘。马毬,当时俗称“波罗毬”,亦名击鞠、打马球、击球、打球。一般认为发源于波斯(今伊朗),其后向西传入君士坦丁堡,向东传入土耳其。再由土耳其传入印度和我国的西藏。然后由我国再传到朝鲜、日本等地。(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但也有的学者认为,马球就发源于我国西藏地区,因为“波罗”一词起源于藏语,后为欧亚许多民族所借用(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马球:唐代马球的制球材料多是“编毛结团”,外面裹上几层薄薄的皮革:“鞠以韦为之,实以柔物”(《资治通鉴》卷199《唐纪》十五)。唐以后则多用又轻又结实的木头做成球形,外面裹上薄薄的皮革,大小如卷头。唐代女道士鱼玄机《打球作》称其球为“坚固净滑一星流”。球体外部再涂成朱红色:“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实其中而朱之”(《金史》卷35《礼志八》),所以又称“彩球”、“画球”、“七宝球”。武平一《幸梨园观打球应制》中就将马球称为“彩球”:“令节重遨游,分镳应彩球”;开元年间的起居郎蔡孚《打球》诗中就称球为“七宝球”:“宝杖雕文七宝球”。直到宋代,马球仍是朱红色的:“内侍发金盒,出朱漆球,抛殿前”(《宋史》卷121《礼志24》),

  球杖:球杖则为木质,杖头曲似初月,类似今天的冰球杆,所以描述马球运动的敦煌曲子词《杖前飞》说是“球似星,杖如月”。蔡孚《打球篇》:“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鱼玄机《打球作》:“月杖争敲未拟休”;《金史》亦称马球的“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卷35《礼志八》“拜天条”)。球杖长数尺,宫廷和上层贵族用的球杖面雕纹饰,彩绘。蔡孚《打球》诗中就称球杖为其“宝杖雕文”,“初月飞来画杖头”。正因为球杖饰有文彩,击球时速度又很快,所以描述打马球诗文常将球杖击球的动作形容为“电光相逐”、“如电如雷”或“风回电激”,如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九描述马球高手韦行规的击球动作是“见空中有如电光相逐球杖”(《酉阳杂俎》卷九“韦行规”);阎宽《温汤御球赋》形容为“珠球忽掷,月仗争击”,“百发百中,如电如雷”;《封氏闻见录》形容玄宗在赛场上“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因为传球尤其是射门的准确度与球杖的关系极大,所以马球爱好者对球杖的质量很讲究。王公贵族不惜千金购置质材和制作优良的球杖。有所需就有所供,社会上随即产生善制球杖的工匠。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曾记载一位享誉江南的制作球杖的高手叫酥校书,为人嗜酒,“善制球杖,外混于众,内潜修真。每有所缺,即以球杖干于人,得所酬金以易酒”(卷五“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

  乘马:宫廷或上层贵族马球戏中骑乘的赛马装饰得很华丽。敦煌曲子词《杖前飞》:“银蹬金鞍耀日辉”;阎宽《温汤御球赋》:“宛驹冀骏,体佶心间。银鞍月上,华勒星还”;蔡孚《打球》:“红鬛锦鬃风騄骥,黄络青丝电紫骝”;张祜《观宋州田大夫打球》:“白马顿红缨,梢球紫袖轻”等皆是描绘赛马的华丽装饰。但更重要的是赛马要剽悍,经得起冲撞,奔驰迅疾,能冲到最前面,还要灵活,能在抢球球左右盘旋。宋人王谠《唐语林》中记载玄宗宫中的马球队中高手在比赛中“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这样自然危险程度也很大:“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卷五·补遗)。敦煌曲子词《杖前飞》描述的“马汗流”、“骤马随风直冲穴”;蔡孚《打球》:“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走满先筹”;张祜《观宋州田大夫打球》:“晓冰蹄下裂,寒瓦杖头鸣”等,都是在强调赛马的强健和快速。因此马球喜爱者非常注意赛马的选择和训练。《杖前飞》中说的“都使乘骑紫骝马”中的紫骝马,就是由吐谷浑进贡到中原的一种名马,《南史·羊侃传》:“帝因赐侃河南国紫騮,令试之。侃执矟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南朝宋、梁时代曾相继册封吐谷浑王为河南王。紫骝是一种赤色马,又称唐人谓之“紫骝”,能征惯战,李白《紫骝马》云:“紫骝行且嘶,双翻碧玉蹄。临流不肯渡,似惜锦障泥。白雪关山远,黄云海戍迷。挥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闺”。至于赛马上场时装扮,除华丽外,尾巴和鬃毛都要经过特殊整理。从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来看,赛马皆剪去马尾或将马尾打结,甚至连马鬃也剪平或编成“线絣”。这是为了防止在激烈冲撞争夺中鬃毛和尾巴的相互缠绕,可见比赛的激烈程度和对赛马体质、速度上的要求。阎宽《温汤御球赋》所说的“细尾促结,高鬐难攀”;张祜《观宋州田大夫打球》:“手胶粘去,分鬃线道絣”说的就是这种情形。1972年出土的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中也可清楚看出赛马身上的这种处理。

  章怀太子墓壁画打马球图(局部)结尾和剪鬃之马

  至于赛球的球场,一是很宽阔,二是构筑的很平整,便于比赛时马的驰骋,前面提到的韩愈在《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说到“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即是如此。球场在构筑时要夯得很严实,讲究的还在夯土层加上油料,亮光光的像镜子一样。这不仅外观好看,比赛时也不会扬起尘土,遮蔽球手视线。阎宽《温汤御球赋》中,描绘华清宫外的宫廷球场是:“广场惟新,埽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唐德宗贞元五年(789)进士杨巨源《观打球有作》中亦云:“亲扫球场如砥平”,“杖底纤尘不敢生”。球场以平整严实为其特征,如平日不加整治而令杂草丛生,就会被人所嗤笑(李肇《国史补》“球场草生对”)

  唐代宫中多有球场,据清人徐松的《两京城坊考》长安凌云阁北有毬场和观球的“亭子”。大明宫东苑有鞠场和观球的球场亭子殿。大和九年(835)唐文宗李昂“填龙首池以为鞠场”。华清宫观风殿外鞠场,唐宣帝时仍在使用(《全唐诗》卷567,郑嵎《津阳门诗并序》)唐代藩镇节度使如武臣出身,亦多在藩镇修建鞠场,作为平日习武活动以部分。一些上层贵族也修建自己的私人马球场,如中宗李显时的马球高手武崇训、杨慎交等上层贵族,不但参加宫廷马球赛,还自筑球场。(《资治通鉴》卷209“景龙二年七月”)即使在遥远的边陲也有球场。据《敦煌遗书》P·3451《张淮琛变文》,唐代归义军首领张淮琛曾在敦煌球场举行迎接唐王朝天使的仪式。

  至于球场设施和竞赛规则,敦煌曲子词《杖前飞》中,曾提到“前回断当不盈(赢)输,此度若输没须赛”,“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但因相关史料匮乏,具体的比赛规则已不可考。但宋代的史书则对太宗赵光义时的马球比赛场地、设施和相关仪规记述得颇为详细:(《宋史》卷121《礼志》二十四“打球条”)

  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三月,会鞠大明殿。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花座,加以彩绩。左右分朋礼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锦绣衣,持哥舒棒,周围球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又于东西球门旗下,各设鼓五。

  帝乘马出,教坊大合《凉州曲》,诸司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既御殿,群臣谢,宣召以次上马,马皆结尾,分朋自两厢入,序立于西厢。帝乘马当庭西南驻。内侍发金盒,出朱漆球掷殿前。《宋史》卷121《礼志》二十四“打球条”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东门。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飐旗、鸣钲、止鼓。帝回马,从臣奉觞上寿,贡物以贺。赐酒,即列拜,饮毕上马。帝再击之,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逐厢急鼓。球度,杀鼓三通。球门两旁置绣旗二十四,而设虚架于殿东西阶下。每朋得筹,既插一旗架上以识之。帝得筹,乐少止,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凡三筹毕,乃御殿召从臣饮。又有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云。

  此为宋代马球制度,其球场布置和仪规也许和唐代有出入,但基本的球场设置和比赛规则,如分队争胜、驰马争击、鼓声伴奏、射门得分等应当没有什么区别:皆是于球场东西各设一个球门。比赛双方分成两队,已将球打入对方球门算得一筹。有专门的“唱筹”人手持小红旗统计计分,在球场东西两旁台阶下设有插旗的架子,其中一方将球打入对方球门,“唱筹”人就在己方旗架上插上一面红旗,就整个过程有鼓乐伴奏等。这从唐代的诗文中可得到验证。如中唐王建著名的《宫词》中就有宫廷马球的描述:“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其中就提到计筹和鼓乐伴奏。张建封的《酧韩校书愈打球歌》中“护军对引相向去,风呼月旋朋先开”,也是说分成相对的“两朋”进行比赛;“齐观百步透短门,谁羡养由遥破的”说的则是则是射门得筹。《杖前飞》中的“青一队,红一队”,“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说的也是球赛中两队人马对抗和胜负的结筹办法。但也有单球门。据《金史·礼志》介绍:“于球场南立双垣,置板,下开一孔,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袋为胜”。即在球场南面埋两根球门柱,中间放一块木板。木板下方挖一个园洞,洞后连一网袋,,比赛时将球击入门洞就算获胜一筹,和现在的足球球门设置和获胜规则差不多(《金史》卷35《礼志》八)。

  但无论是双球门还是单球门,都没有守门员,也没有裁判。其比赛难度和公正性不如今日的足球。据《唐纪》介绍,唐代神策军的马球赛,开赛前两队人马“各立马于球场之两偏以俟命”,先由神策军吏宣读奖赏办法后,再由掌管教习士兵的都教练使开球:“都教练使放球入场中,诸将皆駷马趋之”(《资治通鉴》卷253)。至于宫廷马球的开赛仪式,据上述的《宋史》《礼志》“打球条”介绍,由专门传达皇帝旨意的官员通事舍人(唐代隶属中书省)宣布两队攻打的方位。然后由皇帝开球。乐工们奏乐击鼓。等皇帝将球打进球门,则停止击鼓,该为鸣锣,挥舞大旗。在这个过程中,对方球队是不允许争抢的,所以王建的《宫词》中写道:“王建《宫词》:“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然后皇帝回到大殿,接受群臣朝贺,“奉觞上寿”、“贡物以贺”、“列拜”后再上马回到球场再次击球,“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球赛才算真正开始。

  唐代马球起于何时?据有关史料记载,至少在唐太宗时代,居住在长安的西域人就喜欢打马球,常在升仙楼附近的胡人居住地打球。太宗也曾前往观看过。但太宗以为这会玩物丧志,因此将球焚毁。(封演的《封氏闻见录》卷六《打球》)太宗以后诸帝以及亲王勋戚,亦多喜爱马球。高宗李治第六子章怀太子墓在1971年被打开,墓内的壁画异彩纷呈,其中,《打马球图》就是代表作之一。《打马球图》绘于墓道西壁,长6.75米,高1.65米。画面上有20匹“细尾扎结”的各色骏马,骑士均穿白色或褐色窄袖袍,脚登黑靴,头戴幞(fu)头。他们一律为左手执缰,右手执偃月形鞠杖,整个比赛场面精彩激烈,是难得的一流壁画作品,也是马球运动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71年被打开的章怀太子墓壁画《打马球图》

  唐代诸帝中的马球高手要推玄宗。此人不但喜爱斗鸡、舞马,而且从小就酷爱打马球,有时练得吃饭都忘了。民谣就有“三郎少时衣不整,迷恋马球忘回宫”。玄宗在藩邸为临淄王时就是打马球的高手。据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录》记载:景云年间(710—711),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请吐蕃赞咄看打马球。吐蕃赞咄说:“我的部下有马球高手,请与汉人比赛一下”。睿宗让宫廷内侍与之比赛,几场下来都是吐蕃获胜。当时玄宗尚在藩邸为临淄王,中宗下令让他与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组成一个马球队,敌吐蕃十人。玄宗在场上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虽十人已不能获胜。中宗很高兴,赏给绢缎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其中武平一诗题为《幸梨园观打球应制》,其中写道:“令节重遨游,分镳应彩球。骖驔回上苑,蹀躞绕通沟。影就红尘没,光随赭汗流。赏阑清景暮,歌舞乐时休。”(《全唐诗》卷102)诗写得不怎么样,其中“骖驔回上苑”以下四句从马的角度泛写打球情形,足见玄宗的球艺确实不错。玄宗登基后,马球更成为宫中一项日常游乐活动:“开元天宝中,上数御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有可观”(王谠《唐语林》卷五·补遗)。玄宗并在大明宫东内苑新建鞠场和观球赛的“亭子殿”(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作为马球馆。在华清宫观风殿外也筑有球场。当时的醴泉尉阎宽有篇《温汤御球赋》,对球场、选手、乘马和比赛场面皆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参加比赛的马匹高大俊美、装饰华丽、昂首待发:“宛驹冀骏,体佶心间。银鞍月上,华勒星还。细尾促结,高鬐难攀。俨齐足以骧首,待驰骛乎其间”;参加比赛的羽林健儿“力壮身勇”,勇气百倍:“盖稷门而未捷,攀秦鼎而非重。积习为常,成规亲奉。咸技痒而愿效,望鸣銮而跂踵。云开紫殿,日临丹墀。无哗众士,其局各司。圣神之主,於是乎帅师,君前决死,且不敢辞”。至于比赛的场面,更是精彩纷呈,众选手“并驱分镳,交臂叠迹”,“善学都卢,仍骑騕褭。轻剧腾狖,迅拚鸷鸟”。或是“目留而形往,或出群而受敌”。球则“未拂地而还起,乍从空而倒回”;攻打球门的场面是“密阴林而自却,坚石壁而迎开”,“百发百中,如电如雷”。(董浩《全唐文》卷375)。开元年间的起居郎蔡孚亦有首《打球篇》(《全唐诗》卷75),描述玄宗率领的宫廷球队在北苑东头球场打球的盛况:

  玄宗以后的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宣宗、僖宗、昭宗,皆承续开元天宝遗风,直至唐亡。宪宗自己喜爱马球,甚至连后宫太监、宫女都组织参加马球赛。诗人王建写有著名的《宫词》一百首,重点描述宫中妇女骑射歌舞、弈棋刺绣等宫中生活,其中一首就是描写打马球:“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全唐诗》卷302)。据唐人范摅《云溪友议》载:“王建校书为渭南尉时作《宫词》”。王建作渭南尉,正是在宪宗元和年间。据陕西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唐代社会马球运动相当普及,就连宫女和教坊女伎也迷上了打球,受到专门训练(《文物》1972)。唐代女道士鱼玄机有首《打球作》云:“坚固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高筹。”亦可作为旁证。

  大和九年(835)唐文宗李昂“填龙首池以为鞠场”,可见文宗也爱马球之戏。据郑嵎《津阳门诗并序》(《全唐诗》卷567),玄宗在华清宫观风殿外建的鞠场,到唐宣帝时仍在使用。宪宗贞元五年(789)进士杨巨源有首《观打球有作》,也是一首描述皇帝率领的马球队在进行比赛时的情形:“亲扫球场如砥平,龙骧骤马晓光晴。入门百拜瞻雄势,动地三军唱好声。玉勒回时沾赤汗,花骏分处拂红缨。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五)。杨巨源活了七十多岁,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诸朝,因此所描绘的也应是中唐诸帝的马球活动。据《书》卷八“敬宗纪”记载:宝历元年(825)唐敬宗李湛即位不久,就“击鞠于中和殿”,旋又“击鞠于飞龙院”。唐代最后一位君主僖宗也“好鞠球、斗鸡,尤善击球”《僖宗纪》可见马球之戏几乎与唐王朝相始终。

  受到帝王喜好的影响,马球在唐代的士大夫、文人、军队乃至民间也很流行。唐代藩镇节度使如武臣出身,亦多在藩镇修建鞠场,作为平日习武活动以部分。前面提到的徐泗濠节度使、支度营田观察使张建封就在徐州修建球场,与武将们一起打马赛球,并声称“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将此作为平日习武活动以部分。而且认为这比射武备中的射箭更难:“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并指出,军营中喜爱击球这项活动的人很多:“军中伎痒骁智材,竞驰骏逸随我来”(《酧韩校书愈打球歌》)晚唐诗人张祜的《观宋州田大夫打球》也是军中盛行马球之戏的证明:“白马顿红缨,梢球紫袖轻。晓冰蹄下裂,寒瓦杖头鸣。叉手胶粘去,分鬃线道絣。自言无战伐,髀肉已曾生”。张祜(约792—854),中唐诗人,进士试落第,布衣终身。宪宗元和年间,曾遍游岭南塞北,以诗文干谒各地藩镇将帅。这首《《观宋州田大夫打球》就是献给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田弘正是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堂侄。我们在上一篇《宫廷舞马》中曾提到田承嗣不识舞马,将其活活鞭死。但看来对马球倒是很喜爱。诗中提到“自言无战伐,髀肉已曾生”,可见也是从武备着眼的。

  其实,民间老百姓也很喜爱这项活动,敦煌曲子词《杖前飞》就提到他们“闲闷结伴就球场”去看球的情形。上面提到的女道士鱼玄机有首《打球作》,说的自然也是民间马球赛情形。老百姓无条件修建球场,有的就在大街上击球,就像今日的青少年踢足球一样。文宗开成元年(836)三月,中唐诗人李绅任命为河南尹。到任后,发现洛阳里巷许多“恶少”“皆免帽散衣,聚为群斗。或差肩追绕击大逑,里言谓之‘打棍諳论’”(《全唐诗》卷482,李绅《拜三川首·序》)。可见在地方官眼中,青少年在里巷打逑,与斗殴一样,都是不务正业有害治安的“恶少”行为。

  唐代以后,马球仍在仍在盛行,前面曾提到《宋史·礼志》中的“打球条”,记录了宋太宗赵光义率领马球队进行比赛的情形,其中对马球比赛场地、设施和相关仪规记述得颇为详细,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马球原始资料。《金史》卷35《礼志八》记载的“拜天”仪式中亦有打马球这一节目:五月五日“重午”日,皇帝率百官由宣徽使引到前往毬场乐亭,“自毬场南门入至拜天台”祭天。“礼毕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先是分成两行比赛射箭,以射断柳枝者为上。然后“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成两队争击一球”。“既毕赐宴,岁以为常”。据陕西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马球运动“历经宋元而不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至明末始消失。”(《文物》1972)

  韩愈这首《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作于德宗贞元十五年(799)秋,到张封建幕下不到半年时间。韩愈是一个很有政治理想和理论抱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理论上,他坚持和力图恢复儒学道统,上《谏迎佛骨表》,不惜远贬千里之外,具有“将复古道,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政治上他同情民生疾苦,反对藩镇割据,因反对弊政“宫市”又一次从监察御史任上贬为阳山令。正是从此政治主张和理论抱负出发,他认同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看法,认为打马球是玩物丧志之举。尤其是作为国家膺寄重任的徐泗濠军事和行政最高长官,更应该怵惕戒惧、茹苦含辛,操练兵马,不忘削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大任。而不应该耽于玩乐,率领部伍进行马球之戏,既影响政务又搞得人困马乏、劳神伤身。但韩愈毕竟是刚到张封建幕下不久,而且对方又是上级主官。所以只能采取吞吐委婉之法,先是极力描绘徐州城外马球之戏的壮观场面,突出主帅张建封率领部伍走马击球的勃勃英姿,最后四句才陡然一转翻出本意:你用此作为练武“习战”的本意虽无可非议,但用着这种打马击球的游乐方式并非是好方法。作为今日为数不多的国家忠臣良将,更应该将精力放在“走马杀贼”,维护国家统一上。这首“古风”,围绕上述主旨和表达方式,明显分为两个部分。

  开篇四句“击鼓腾腾树赤旗”是对球场的描绘。“汴泗交流郡城角”指出它的位置是在徐州城外汴水和泗水的汇合处。“汴”,汴水,源出河南荥阳,流经开封,至徐州注入泗水;“泗”,泗水,源出山东蒙山,南流经徐州注入淮河;“交流”,汇合而流的意思。“筑场千步平如削”是形容球场宽阔,便于驰骋:场地的面积有千步之阔,地面平整,犹如刀削的一般。其中“筑场”是指修筑球场。第三句“短垣三面缭逶迤”进一步说明球场一面濒临汴、泗合流处的河水,其余三面则有矮墙环绕包围。“短垣”即“矮墙”;“缭逶迤”,环绕而不间断。第四句“击鼓腾腾树赤旗”是描绘毬场布置:鼓声喧天,红旗林立,一派喧嚣热闹的景象,为即将进行的马球赛作好气氛渲染和出场铺垫。

  第五句“新秋朝凉未见日”到第八句“百马攒蹄近相映”这四句是写赛前。“新秋朝凉未见日,公早结束来何为”两句是设问,也是明知故问:诗人明明知道张仆射冒着秋天早晨的凉气来到马毬场是要打马毬,却故意说不知将要干什么?笔法作一顿挫,逗出下文,以引起注意。七、八两句是设答,交代是来打马球,而且是经过准备,事先定好的:“分曹决胜约前定”。其中“分曹决胜”说的是比赛形式:分成两队来决定胜负。“百马攒蹄近相映”则是用众星捧月之法突出主帅来到球场。“攒(cuán)蹄“,形容马跑得很快,四蹄好像聚拢在一起。“攒”,聚拢。

  从第九句“球惊杖奋合且离”到第十四句“挥霍纷纭争变化”这六句是第二层,描写打马毬场面,也是诗中最精彩的一部分,诗人调动夸张、比喻、想象等手法,采用特写和概述的等手法,显得极有华彩。不但为唐代的军中马球赛留下极为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这首诗能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所在。诗人先不写张建封等球手骑马奔驰争球、击球场面,而通过球、球杖、马缨、马笼头等物件,用拟人夸张之法从侧面描绘两队争球、传球的场面,突显球技的高超和球队的豪华:“球惊杖奋合且离”是形容球像受惊一样一会被控于杖下一会飞去;“红牛缨绂黄金羁”是说马缨用染成红色的长牛毛编成,马笼头则用黄金制成。“绂(fú)”,这里指系缨的带子。侧面烘托然后再用“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两句正面描述球手的高超技巧和击球速度。“侧身”、“转臂”、“著马腹”是描述在击球前瞬间完成的三个连续动作,“霹雳应手神珠驰”是用比喻之法来形容得心应手的技巧和击球速度。“著马腹”是把身体贴在马肚子上,所谓“镫里藏身”。“霹雳”,形容击球声像炸雷一样;“神珠”,形容球在场上被击来击去,变化多端。“珠”,球。“筑超遥散漫两闲暇,挥霍纷纭争变化”则由击球手间不容发的特写镜头转为对其它球员待战状态的从容概述:这些球员远远地散开,好象双方并没有进行任何争斗,优闲自若。“静如处女,动如脱兔”,这不过是更为紧张激烈的下一个回合的前奏兆而已。“挥霍纷纭争变化”,突然间,击毬人马又敏捷地展开攻击,错综复杂的情势难以名状。“挥霍”,疾速、敏捷。

  十五、十六两句“发难得巧意气粗,欢声四合壮士呼”是第三层,比赛的胜利结局。在完成一系列的渲染和铺垫后,主帅张建封出场了。作者描绘的正是他取得胜利的最后一击。“发难得巧”是写他技艺高超,在极为困难的局面下却发挥出高超的击球本领巧中球门;“意气粗”,是形容他在射门时精神饱满,充满胜利的自信。“欢声四合壮士呼”是通过观众的反应来烘托取胜场面。至此完成全诗第一部分:用铺张扬厉之法,极力描绘张建封率领部下打马毬的情景。在第一部分击球场面上,作者有意识地突出张仆射,不仅是为了扣住题目,更是为了转换诗意,从赞颂其出众的击毬本领,归结到武功高强,但不应用在玩耍作乐上,而要用在杀敌立功的旨意上来。

  最后四句是诗的第三层,提出严肃诚恳的忠告,讽劝张仆射不要进行这种伤己伤马又误国事的马球之戏,揭示作诗的本意。诗笔也从描述转为议论:“此诚习战非为剧”先虚设一笔,在两段之间承上启下,肯定张建封进行马球之戏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训练打仗,而非玩乐,仍在承接上段,但下句“岂若安坐行良图”却笔锋一转,否定这种做法,道出自己观点。指出尽管如此,还是不如安坐不动,不打马毬,以别作好的打算为是。末二句“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进一步点明讽劝张仆射不要打马球的原因:现在国家多难,像你这样忠心为国的大臣很难得,所以你更应该旰食宵衣,为国治军。你的骏马不应奔跑在击毬场上,而应该奔驰在战场上杀敌。其言外之意是说,你打马毬不是练武习战,而是在做游戏。诗写到这里,诗人才将本意和盘托出。这个主题在韩愈写给张建封的一封书信《上张仆射第二书(谏击逑书)》中表露得更加直截了当。作者先是指出这种游戏对人和马的身体都有伤害:对人来说,“凡五脏之系络甚微,立坐必悬垂于胸臆之间,而以之颠顿驰骋,呜呼,其危哉”;对马来说,:“之驰球于场,荡摇其心腑,振挠其骨筋,气不及出入,走不及回旋。远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无全马矣”但作者这还不是主要的:“今之言球之害者必曰:有危堕之忧,有激射之虞,小者伤面目,大者残形躯。愈今所言皆不在此”。作者从儒家仁义观出发,认为马球之戏最主要的危害是“尤物”误国,玩物丧志:“《春秋传》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这和唐太宗禁断马球的观点完全一致。所以这首《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表现了韩愈以儒家仁义观看待马球的道德观念,当然也反映出他以国事为先、不计个人得失、直言无忌等优秀品质。要知道此时的韩愈到徐州不到半年,而且是在宣武军幕府内因节度使董晋病故,又逢兵乱无处存身情况下来到徐州张建封幕下的,因此这首谏诗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除了题旨令人钦佩,尤其是击球场面异彩纷呈,表现出作者出众才华外,欲抑先扬、吞吐曲折的表达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作者之所以采用这种表达方式,固然与到徐州时间不久,对张建封为人了解不深,以及封建官场上下尊卑关系等因素有关外,与韩愈的行文风格和喜用的表达技巧也有很大关系,韩愈喜用这种表达方式,以形成一种吞曲折拗、辞唯心否的文章风格,他的一些代表之作,如《进学解》、《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等皆是如此。《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的董邵南是寿州的一位秀才,很有才华,但像韩愈一样,屡次科举皆落第。激愤之下,要去河北投奔与中央有异心的藩镇。韩愈同情董邵南的遭遇,不满当局施政不公、压抑人才,也为董邵南的遭遇鸣不平,所以为董送行并写了这篇赠序。但韩愈是不满藩镇割据的,在韩愈看来,董去投奔藩镇,是明珠暗投或助纣为虐。因此他并不想董邵南赴河北。所以他在序中为“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大抱不平,并认为像董这样有才之士肯定会遇到赏识他的人:“吾知其必有合也”。但是,又暗示董生:“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但今非昔比,今日之燕赵已非古时之燕赵了。时代在变,人也在变:“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暗示今日之河北已成为对抗中央的藩镇割据之地,所以文中反复提示董邵南:“董生勉乎哉”!文章最后点题:“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要他不去河北而等待时机。作者明送实留,写得吞吐曲折,有的批评家将这种表现手法称之为“明送实留,辞唯心否”,和这篇《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的手法几乎完全一样。

  张建封的《酧韩校书愈打球歌》是对韩愈赠诗的回复。诗中表面上感谢韩愈对自己的进言,也对自己军事上的无所作为表示惭愧。但暗中辩解打马球并非如韩愈所说的玩物丧志,有违《春秋》之义,而是一种比习箭练武难度更大的军事训练,且能培养团队精神。在表现手法上不同于韩愈的吞吐曲折、辞唯心否,而是公开表示自己的观点,这与他为封疆大吏、节度使的身份有关,与他是进言者的上司和主官也不无关系。但态度是诚恳的、谦和的,对对方也给以足够的尊重。这固然出于士大夫之间诗文增答的仪礼,但与张建封的为人与秉性亦不无关系。据《书》本传,张为人性情宽厚,能够容忍别人的过失。又能礼贤下士,无论贤达还是平庸的,只要来到他的门下,均以礼相待,以致天下名士闻风向往。张在这首答诗中的态度,也能说明这点。

  第一段为前四句,开宗明义,结果韩愈赠诗中“此诚习战非为剧”话头,强调打马球不是游戏,因为没有战事——“不能无事习蛇矛”,只能用这种方式率领部下骑马习武:“今来帅领红旌下”,“闲就平场学使马”。这正是极为巧妙的辩护,就像桌球中的就子打子。本来韩愈所说的“此诚习战非为剧”是个曲笔,肯定张建封进行马球之戏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训练打仗,而非玩乐。这只是为谏止马球之戏做出铺垫,并非韩愈真实意图。而张建封却假戏真唱,故意装傻将韩愈这个曲笔当真。不仅如此,还加上一句“仆本修文持笔者”作为开篇,以强调以此作为日常习武活动,对于他这个文人出身的节度使更为重要。据《书·张建封传》,张建封年轻时善著文,成为执掌一方军政的节度使后,对艺文爱好一直不衰。贞元十三年,宪宗在延英殿召见,建封赋《朝天行》以献。一生著文二百三十篇,《书艺文志》有记。但张建封此诗的开篇强调自己是个文人并非要与韩愈拉关系,而是在暗示:作为一个文人出身的掌握一方军政的节度使,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通过打马球来习武走马,就显得更更为重要。

  第二段从第五句“军中伎痒骁智材”到第二十句“拙目翻惊巧时失”,共十六句,描述率领诸将运用打马球的方式来习武的场面。其中也有争球击球的精彩场面,虽没有韩愈诗中描绘的那么生动传神,但更多亲历者的体会,如:“杖移鬃底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近距离争球和奔驰中场的逐球场面;“人不约,心自一。马不鞭,蹄自疾”,前者是球员之间的配合默契,后者是马匹的灵性和便于驱使;“凡情莫辨捷中能,拙目翻惊巧时失”,竞赛争夺中的瞬息万变和灵活机动处理。这些诗句表面上是在描球赛场面,实际上是在暗示建言者韩愈:这些都有益于战士素质和团队精神的培养和增强:“杖移鬃底拂尾后,星从月下流中场”可培养刀矢交加下近距离接触和对抗的勇敢和决绝;“人不约,心自一”可培养将士之间的配合默契和团队精神;“马不鞭,蹄自疾”则是对马匹的训练和培养;“凡情莫辨捷中能,拙目翻惊巧时失”则可培养捕捉战机的主动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张建封说:对于从马球运动悟出的用兵演武之道,将士们是深知的,只有韩愈这类儒生才会产生误解:“儒生疑我新发狂,武夫爱我生雄光”。这当然是对韩愈建言的委婉批评。

  除了通过赛球过程的描述来暗中道出马球运动与演武用兵之道的关系外,这段还直接点出击马球也是练兵习武,甚至比骑马射箭难度更大,诗人为了证实这点,作了两个比较:一是在动作难度上,射箭的姿态是固定的,两脚叉立,身体挺直微侧,左臂持弓,右臂引箭;击球的动作则不固定而且是动态的:一会俯身,一会仰击,有时还要扭身侧击,所以比古人能左右开弓的射箭能手难度更大:“俯身仰击复傍击,难于古人左右射”;二是与古人的射箭高手养由基作比较。诗人所说的“养由”即养由基(?-前559年),今安徽临泉县城东15公里杨桥集人。春秋时楚国将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神射手。有“神箭”之称,号称“养一箭”。相传能在百步之外射中杨柳,所谓“百步穿杨”。但马球手却能在百步之外击中“短门”入网。“短门”自然比杨树的目标要小,更何况是在上述的动态之中、一连串的高难动作下完成的,所以诗人说“齐观百步透短门,谁羡养由遥破的?”。如此的比较和结论如非亲历并为马球高手,是难以得出的。所以作者在此段的开头就声称:“军中伎痒骁智材,竞驰骏逸随我来”。这些参加马球赛的将士并非只知游乐的赳赳武夫,而是有勇有谋的俊逸之才。这当然也是暗中对韩愈观点的纠正和批评!

  第三段是最后四句,也是对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中的建表达谢意。因为韩愈建言的出发点是出于对我健康的关心:“劝我徐驱作安计”,也是出于为国的忠心:“公马莫走须杀贼。”所以诗人感到惭愧并深表谢意:“且愧吾人一言惠”。但正如前面所说的这种恭谦的回复只是士大夫之间诗文增答的仪礼,也与张建封的为人宽厚谦和秉性有关。并不意味着同意韩愈的观点,改正徐泗濠节度使军中马球这一训练项目。这从最后四句中的“韩生讶我为斯艺”和“不知戎事竟何成”两句中可以看出。前一句说韩先生对我打球一事表示惊讶,惊讶国难当头之际,作为藩镇环伺的徐泗濠节度使不去从事“戎事”,却率部下去打马球!对此我很惭愧。但从第二段的暗示以及公开表白中人们已经知道,张建封是将马球之戏作为练兵习武的一项重要活动,甚至认为比骑马射箭的难度要求更高!因此,这个“讶”字中就带有不懂马球、“少见多怪”的含义了!“不知戎事竟何成”同样是如此,表面上是谦虚自责,自己耽于马球之戏,不去从戎平藩,完成统一大业。但实际上也是在暗示韩愈只知要平定藩镇,却不知道如何去平定藩镇!要知道,在“不能无事习蛇矛”的休兵情况下,“闲就平场学使马”,率领部下去打马击球,是一种很好的演武练兵方式啊!在韩愈和张建封关于马球的诗歌赠答之后,徐州军中的马球之戏有没有就此停息,史籍中没有记载,但从张建封答诗最后四句的暗示中,已表明的张建封是坚持自己观点,不会停止马球之戏的。韩愈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中呆了三年多,直到董晋病故,宣武军兵乱才离开河北。但在张封建幕中只停留一年即离去。个中原因,不难猜测。

  敦煌曲子词时仲春,草木新。初雨后,露(路)无尘。林间往往林(临)花鸟,楼上时时见美人。

  相问同情共言语,闲闷结伴就球场。传(侍)中手持白玉鞁,都使乘骑紫骝马。青一队,红一队,轲皆铃笼(玲珑)得人爱。前回断当不盈(赢)输,此度若输没须赛。脱绯紫,着锦衣,银蹬金鞍耀日辉。场里才尘非(灰)马后去,空中球势杖前飞。求(球)四(似)星,仗(杖)如月。骤马随风真(直)充(冲)穴。人衣湿,马汗流,传声相问且须休。或为马乏人力尽,还须连夜结残筹。(敦煌杂言歌词写卷S·2049,P·2544)

  唐·韩愈愈再拜:以击球事谏执事者多矣,谏者不休,执事不止,此非为其乐不可舍、其谏不足听故哉。谏不足听者,辞不足感心也。乐不可舍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球之害者必曰:有危堕之忧,有激射之虞,小者伤面目,大者残形躯。执事闻之,若不闻者,其意必曰:进若习熟,则无危堕之忧。避能便捷,则免激射之虞。小何伤于面目,大何累于形躯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牵引相比也,特以击球之间之事明之耳。马之与人,情性殊异,至于筋骸之相束,血气之相持,安佚则适,劳顿则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骤折中,少必无疾,老必后衰。及以之驰球于场,荡摇其心腑,振挠其骨筋,气不及出入,走不及回旋。远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无全马矣。然则球之害于人也决矣。凡五脏之系络甚微,立坐必悬垂于胸臆之间,而以之颠顿驰骋,呜呼,其危哉。《春秋传》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虽岂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广虑之,深思之,亦养寿命之一端也。愈恐惧再拜。(董浩《全唐文》卷553)

  唐·封演打球,古之蹙踘也。《汉书·艺文》《蹙踘》二十五篇颜注云:“踘,以革为之,实以物,蹙蹑为戏。蹙踘,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蹙’音子六,‘踘’音钜六。近俗声说‘蹋踘’为‘球’字,亦从而变焉,非古也”。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大好为打球,比令亦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戒”。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尤此仆射也。中宗甚说,赐强明绢断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接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永泰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欢耶”。薛公悦其言,书钢之言置于座右,命掌记陆长源为《赞美》美之。然打球乃军州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今乐人又有蹑球之事,戏彩画木球高一二丈,妓女登榻球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古蹋球之遗事也。

  唐·阎宽天宝六载,孟冬十月,霜清东野,斗指北阙,已毕三农,亦休百工。皇帝思温汤而顺动,幸会昌之离宫。越三日,下明诏“伊蹴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顷徒习於禁中,今将示於天下”广场惟新,埽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欲观乎天子之入,先受乎将军之令。宛驹冀骏,体佶心间。银鞍月上,华勒星还。细尾促结,高鬐难攀。俨齐足以骧首,待驰骛乎其间。羽林孤儿,力壮身勇。盖稷门而未捷,攀秦鼎而非重。积习为常,成规亲奉。咸技痒而愿效,望鸣銮而跂踵。云开紫殿,日临丹墀。无哗众士,其局各司。圣神之主,於是乎帅师,君前决死,且不敢辞。珠球忽掷,月仗争击,并驱分镳,交臂叠迹。或目留而形往,或出群而受敌。禀王命以周旋,去天威兮咫尺。有骋趫材,专工接来。未拂地而还起,乍从空而倒回。密阴林而自却,坚石壁而迎开。百发百中,如电如雷。更生奇绝,能出虑表。善学都卢,仍骑騕褭。轻剧腾狖,迅拚鸷鸟。捎虚而讶人手长,攒角而疑马身小。分都骤满,别部行收。哮啖则破山荡谷,踊跃则跳峦簸邱。争靡违於君子,中宁谢於诸侯。况赏罚之必信,旌君国之大猷。其中志气超神,眉目胜画。地祇卫跸,山灵捧靶。众沸渭以纷纭,独雍容而閒暇。峨冠而云散五色,挥策而日回三舍。状威凤之飞翔,等神龙之变化。此神人兮有作,岂臣子之齐驾。是时也,天宇辟,睿情欢。命京尹,将属官。美斯场之宠丽,成今日之游盘。详其指挥,雅标干事之首。察其任使,孰为知人之难。遂赏功而裦德,何缣缟之戋戋。尹乃拜手稽首,逡巡不受。曰“子来之功,臣何力之有。夫称物以平施,则可大而可久。故职司与役徒,亦恩加其赐厚。且称兹艺精炼,古来罕见。寓今斯成,伐谋足擅。可以震叠戎狄,康宁县。汉祖未悟,果有白登之围。唐尧阙修,载劳丹蒲之战。然明者睹於未兆,戒者图於不见。城诚狭,颇积往来之勤。马虽调,恐生衔橛之变。凭览则至乐,躬亲则非便”帝曰“俞。忠哉。真知言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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